陶集以现藏国家图书馆“宋刻递修本”为最佳，明以后翻刻甚多，郭绍虞《陶集考辨》著录149种，袁行霈先生以为实际不下二百种。图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所藏《陶渊明集十卷》。
自从1982年王蒙发表《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以来，中青年作家（小说家）频频弄起“学术”。王蒙本人钻研《红楼梦》、李商隐，“古稀”之后“皓首穷经”，接连推出谈《老子》、《庄子》、《论语》和《孟子》的书，虽是电视讲演底稿，但细心润色，与著作无异。一读之下，“老王”的阅历与风格历历在目。其他如格非谈《金瓶梅》，余华谈鲁迅，叶兆言谈民国文人，毕飞宇谈古今小说艺术，也都引人瞩目。我宁可将这理解为水到渠成之事。有造化的作家不会封闭于虚构写作，对文化传统或当下文化状况必定有所议论，否则身为作家，至少不够全面。张炜亦在追寻陶渊明的遗产。
说 古典
水到渠成之事
张炜读古典，总在某个角度紧扣其小说，二者有“互文”关系。他早已出版《楚辞笔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之后又有《也说李白与杜甫》（中华书局2014年版）。屈原和张炜的关系不难想见。齐鲁大地和洞庭沅湘距离遥远，但三闾大夫忧国忧民与张炜“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并不隔膜，而齐鲁文化在儒家传统之外，还有源于“稷下学派”的“精气”之说，与远古巫师方士的玄怪之谈。汉以后融入道教，变本加厉。楚地自古巫风猖炽，神话蔓衍，屈原又常出使北国，熟悉“齐谐”，张炜相遇屈原岂是偶然？从《古船》到《九月寓言》，楚辞式的忧愤深广与异想天开，不是始终融为一体吗？
谈李白、杜甫的那本书暗批郭沫若，为唐代诗坛双子星座的“炼丹”辩护，顺便谈到他家乡胶东半岛的道教传统。我深佩他的渊博、敏锐和敢于异调独弹。但又十分惊诧，《古船》作者憎恶自称“洼狸镇第一个党员”实则是鱼肉乡里的火居道士赵丙，现在，对汉唐以来流行胶东半岛达两千年之久的道教为何情有独钟？数天前，张炜告诉我赵丙和洼狸镇小学校长“脖吴”爱唱的下流小曲出自胶东流行的一种《响马传》唱本。“道教”太复杂，《古船》“反思”民间道教末流与乡村政治混合，跟李、杜信奉的不可同日而语，但1985年《古船》和2014年《也说李白与杜甫》，毕竟因“道教”而联系起来了。
谈 妙人
众人皆出自画像
张炜和陶渊明的对话更自然，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事要从头说起。自锺嵘《诗品》给陶潜戴上“隐逸诗人之宗”的帽子，很长时间并无异议。南宋汤汉注陶，提出“此老未白之忠愤”的新话题，局面遂大改，元明清各朝笺注者纷纷找材料，证明陶在“隐逸”之外或竟在“隐逸”之中的“忠愤”。
于是述酒、止酒、命子、责子、乞食、闲居、移居乃至日常酬答之诗，无不与忠于晋室、耻事刘裕挂钩，至于吟咏给秦穆公陪葬的“三良”，咏贫士，咏荆轲，赋归去来，赋闲情，赋士不遇，读史，读山海经，作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自祭文，以及祖述外公孟嘉与曾祖陶侃的“遗烈”，自叹“总角闻道，白首无成”，更是壮怀激烈，几乎消散了平淡、冲和、自然、超然、悠然之气。渊明由此分裂为二，或是“忠愤”的节士贞臣，或者终日坐在菊花丛里饮酒，随便抛几本书在地上，固然好之，却“不求甚解”。
到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命圈”日益逼仄，“忠愤”的陶渊明形象又不时髦了，许多文人（如朱光潜先生）以割裂为美，重新将渊明打扮成标准的“隐士”、“名士”，“高士”。还有人抬出周作人为现成的榜样与之匹配，曹聚仁就说周氏思想历程是“从孔融到陶渊明”，惹得鲁迅奋袂而起，宣布“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他认为陶征士在“五四”以来的文坛“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主张知人论世，陶并非“浑身静穆”，相反还很“热烈”，甚至“金刚怒目”。不服者找出版本学根据，说鲁迅看到的“刑天舞干戚”乃宋人曾纮妄改，善本原作“形夭无千岁”。
时隔多年，周作人还“为得查考形夭无千岁的问题，把架上所有的陶集拿来一翻”，谦虚地说，“寒斋所有的陶集不过二十种”，对郭绍虞的著录“望洋兴叹”。但他的二十种可不寒碜，有许多学界珍视的明清刻本和民国翻刻。《鲁迅日记》从1915年到1935年记买陶集20多次，集中于1915年、1924年、1926年、1931年和1932年五年。1923年“兄弟反目”，大哥净身出户，许多书籍被二弟扣在“八道湾”，不知后来“知堂老人”展览的二十种陶集多少是鲁迅购置，后来竟要利用这些藏书为“形夭无千岁”说撑腰，夺下老哥手上的“干戚”了。更有妄人以为善本一出，鲁迅便尽失据地，其实陈寅恪不也认为《读山海经》这句是“刑天舞干戚”吗？
陈寅恪是学者，靠史料说话，不肯掺和个人意气，但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说渊明只是看不过仕途混浊，并非不愿屈身新朝，陈就不以为然，“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至尚行动”，他显然赞同“忠愤”说。1945年撰《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倡“新自然主义”之说，尽管不像宗白华那样要以《<世说新语>与晋人之美》为抗战建国服务，所谓“替民族灵魂一新面目。在精神生活上发扬人格的真解放，真道德，以启发民众创造的心灵，朴俭的感情，建立深高厚阔、强健自由的生活”，但若与朱自清《陶诗的深度》、《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相比，陈文倒是有更多时代印记与身世之感。
中国文化真可怜，有数的几个妙人如陶渊明，虽躲过秦火，却依然连享年、故里、出处（或隐或仕），甚至“渊明”、“元亮”、“潜”何为本名，何为表字，至今都闹不清楚，更别说究竟有无《宋书》及《文选》五臣注标榜的“忠愤”之举，所谓晋时所作皆题年号，入宋之后但书甲子。这就难怪后人要各抒己见，但结果都有意无意拿出了一幅幅自画像。
起 新解
“忠愤”与“飘逸”
但张炜的陶渊明全从鲁迅而来，又投射自家心迹。他一贯的“忧愤”与陶相通不必说了，开宗明义大谈“魏晋这片丛林”，非存身“丛林”既久，不会有偌多感慨，读者可以从中读到《秋天的愤怒》、《秋天的思索》、《古船》以至《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与浪漫》等被有些人誉为“抵抗投降”系列长篇的一贯立场，而《融入野地》、《九月寓言》分明又洋溢着《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的气息，甚至“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海边葡萄园”、“万松浦书院”，与色彩斑驳的“隐士”文化也不无干系。
张炜不想再造分裂的陶潜形象，他强调陶的“不平之气”，以及厌恶官场的“淡然”和归回田园的“欢欣”，努力将两个陶渊明合成一个，但并非矛盾消融的“静穆”。陶渊明的‘静穆’是暂时的和表面的，内心隐含的壮怀激烈与追求闲适，二者在许多时候是势均力敌的，“他的一生都在徘徊”，“陶渊明是多重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复杂的，而不是单一的。一个最容易被概念化标签化的人物，一旦打开全部的精神储藏，也就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堆积”。这不是调和，而是主张“忠愤”与“飘逸”共存，以至于难以调和。但事实证明，“飘逸”是与世无所触忤的，而“忠愤”倒容易贾祸，因为人们不禁要问，你究竟对谁尽忠，对谁怀愤呢？60年代初陈翔鹤不是因为创作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而大触霉头吗？
细究现当代作家学者治陶路径，再将张炜放在其延长线上考量，肯定有趣。谈陶渊明，俨然端然不错，放松一点也无妨。鲁迅一见别人谈陶就摇头，但他自己不也拿《陶渊明集》算过卦吗，事见《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