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以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经济一体化为前导的全球化，模糊和瓦解了地域文化的边界，同时，从近30年中国画发展的现实来看，对中国画的探讨，已无可选择地要放在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中。
全球化的文化环境应是多元并存又相互渗透的文化环境，而不是以西方为中心、以强凌弱的文化环境。不同文化之间不仅应该寻求相互沟通的可能，还应该保持自己对艺术的阐释能力和价值判断标准。全球化与本土化不应该成为一种对抗的关系，相反，全球化为本土文化的发展和多种文化间的沟通带来新的契机。
中国画从唐宋前的工笔画衍生出来，而工笔画又是从更早的如彩陶上的意象图案绘画、春秋战国时的帛画衍生而来。中国绘画从意象的图案式绘画到唐宋发展到高峰的工笔画，再到宋以后写意画的盛行，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而到了20世纪，短短的一百年里，中国画却经历多次形态转换和变革，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每一个重要的思想运动，都曾给中国画的转型带来深刻影响。应该看到的是，在一个世纪的变革中，都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先是以西方古典写实为模式，从写意转向写实，其先行者如徐悲鸿、蒋兆和;接着又以西方现代艺术为模式，从传统转向现代，先行者是林风眠，后继者有吴冠中。进入新世纪，现代中国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我认为中国画的变化是正常的、符合规律的，这与欧美现代艺术特别是抽象表现主义的影响有关，它既有中国画自身演变的条件与趋势，也有流行的现代主义国际环境的影响。现代中国画不应说都是摹仿、迎合西方现代艺术的，但我也不赞同传统中国画已经“过时” 、只有“现代水墨”才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化语境”的说法。在我看来，“现代水墨”是因文化“杂交”从传统水墨中生发出来的，与传统的水墨并不是“我生你死”的关系，它们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各有不同，应当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我还想强调的是，不应该忽视材质如毛笔、墨、宣纸等作为一种媒介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当现代艺术家试图与国际主流艺术对话时，不应该忽视自身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而宣纸、笔、墨这些渗透着深厚民族文化内涵的媒介，正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化识别符号为他们的艺术增添一种本土化色彩。如果说这些艺术家采用西方的陈述方式是出于文化语境的要求和对话的方便，那么，采用富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媒介则是出于文化身份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