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批评当然是并必须是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依据的批评，相对而言，它侧重于对文本的“外循环系统”进行批评。而本体批评则更侧重对文本的“内循环系统”进行批评，具体的面向是文本的语言、结构和风格，也即传统意义上的“本本”批评。
没有变化多样的“内循环”，就没有精彩出色的文本呈现以及延展丰富的文本“外循环”。因此，本体批评这个“内循环”，封闭性也是相对而言，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系统理论上应该畅通无阻。】
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作品批评。作品批评也是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针对具体作品的文学批评，通常花开两朵：一朵是社会文化批评，一朵是本体批评。
社会文化批评涉及作品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也涉及作品客体与作家主体的关系。针对作品和作家的社会文化批评，不仅是必要和重要的，在某些时候，特别是在历史的长河里，甚至是判断一部作品创作成就的主要依据——这与文学发生的动力和诉求有关。但本文的重点不是谈社会文化批评的表现及影响，而是想谈谈本体批评——因为关于本体的批评实践正在弱化。
什么是本体批评
在谈本体批评之前，先对本体批评的概念作一个界定。从广义的角度，社会文化批评当然是并必须是从文本出发、以文本为依据的批评，相对而言，它侧重于对文本的“外循环系统”进行批评。而我们通常说的本体批评则更侧重对文本的“内循环系统”进行批评，具体的面向是文本的语言、结构和风格，也即传统意义上的“本本”批评。在本体批评相对封闭的循环系统内部，分蘖、结构和生成了许多意象形态和意义链条，繁衍出许多学科，比如语言学、叙事学、形态学、风格论等等，纷繁复杂，摇曳生姿。在这诸多细分学科中，语言或文字无疑是文学批评的基础对象，由语言或文字衍生出叙事、风格。毫无疑问，没有变化多样的“内循环”，就没有精彩出色的文本呈现以及延展丰富的文本“外循环”。因此，本体批评这个“内循环”，封闭性也是相对而言，内循环和外循环两个系统理论上应该畅通无阻。
从方便表达的角度，如果把社会文化批评描述为关于文本的精神表现或社会表现的批评，关注语言、结构、风格的本体批评，可不可以描述为是关于文本的物质呈现或艺术呈现的批评？如果我们认可这种比较直白的描述，社会文化批评和本体批评的关系似乎很清晰，无非是“精神”和“物质”或“务虚”和“务实”的关系。必须要补充一句：现实层面的社会文化批评与本体批评的关系可不这么简单，更多的情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界线交叉、模糊。至于逻辑上为什么可以这样推理，如前所说，具体的文本也是社会文化批评进行阐释和研究的逻辑起点，文本是依据，是物质性的基础，不同的文本产生不同的阐释和分析路径，最终形成不同面向的批评文本。
本体批评实践的弱化
社会文化批评和文本批评的关系既然如此清晰，问题来了。第一个，本体批评实践怎么就弱化了？说弱化，也是相对社会文化批评“强化”而言。谁弱化了本体批评？当然是批评主体。批评主体自行弱化本体批评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是本体自身乏善可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弱化。这是客观原因，这种情形下的本体批评弱化，板子要打在创作的身上。平心而论，今天的文学批评队伍比文学创作队伍要整齐，活跃度要高，虽然这句话说出来会遭到作家队伍的不屑。诚然，当代中国文学创作高手已经抵达世界水平，近年来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雨果奖、曹文轩获安徒生奖等便是铁证。譬如登山，高手的确已经登到山顶了，但刚刚爬到半山腰者是常态，而大部分人可能连山腰也还在翘望之中。创作水平差距为什么这么大？今天，整个社会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会写并喜欢写文章者多起来，与此同时，互联网和线下出版充分发展，文学作品的发表平台和出版渠道越来越多，文学写作的门槛大幅度降低。从文本呈现看，总量大，层次多，精品欠缺。写作是一件需要天赋加经验的精神创造活动，经验本身已经难得，天赋更是可遇不可求。
有人会问，有的国家或地区，在有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会有一大批优秀作家集中出现？难道都是有天赋者？写作当然存在技巧训练以及文化生态问题。文化生态或文化环境对于优秀作家的滋养和培育，更多是解决创作主体的物质生存和可持续生产问题以及创造精神的养成问题。就文学本身而言，一切精神性的创造，最终必须转化为美的可以征服受众的文本。技巧训练，解决的就是这个文本转化的问题，也即最终要落实的问题。写作技巧训练是个系统工程，它建立在本体批评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不重视写作技巧训练，创作水平受挫，批评水平也会受挫。写作技巧训练不到位，是目前我国中小学以及高等教育的一个硬伤。当然，在写作技巧训练系统中，教员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为丰富的写作实践，教授的技巧才成其为技巧，否则难见明显成效。《开头的开头》《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等等，看看这些课程和教材的名字，就会明白美国哈佛大学非虚构写作课为什么能培养出不少作家。
与文学创作相比，文学批评需要的门槛一直存在。对文学批评的训练，关键是逻辑训练和审美训练，写作训练倒在其次。逻辑训练和审美训练，建立在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上。这个方面，我国传统文科教育有优势。近一百年来传统文科教育都相对发达，各大高等院校集中了一些优秀知识分子，积累了相关的教学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文科毕业生。在这个相对发达的文科教育体系中，从本科课程设置角度，文学教育又是重点和长项，不曾间断和耽搁。而且近年来伴随高校扩招的大节奏，与文学相关的专业，招生总量激增，重视程度提高。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为文学评论队伍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来源。比较而言，文学批评队伍“人多势众”，比较整齐。但人多是不是就一定力量强大呢？还要看批评自身的准备。
批评自身准备不足
这就要说到第二个原因，批评自身准备不足。这个准备不足，包括批评主体的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主观准备不足，即对文本的阅读和研究不足，是近年来文学批评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文学批评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批评的及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及时性是时间效率问题。针对性和有效性绑在一起，没有针对性，就不可能获得有效性。关于针对性的批评，也是一枚集束导弹，打的是不及要点的夸夸其谈。不及要点，一是理解力的问题，二是文风浮夸，三是不读作品、不了解情况。理解力是个硬伤，是客观准备，这个只能通过理论学习和不断实践加以提升。文风浮夸和不读作品是同一个原因：浮躁、浮浅，不肯下做细做实的功夫。教师不备课，站在讲台上乱说一通，必然会被学生“嘘”；批评者不读作品，却或因情谊、面子或投机心理驱使乱发意见，会被作家或公众“嘘”。
贾平凹谈到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极花》创作时说，“对于当下农村，我确实怀着两难的心情，这不是歌颂与批判、积极与保守的问题。我就是在这两难之间写出一种社会的痛和人性的复杂。而作品讨论要回到作品本身，脱离小说文本的任意延伸、引申是可怕的”。有批评从业者会不解，浮躁是整个社会的一种心理表现，何以独对文艺批评如此苛刻？作为一次性表现或仅作为个体的私密表现，这种做法可以不去管他。但作为一种专业行为，或作为公共行为，这种浮躁会产生暗示，影响批评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最终损害批评的合法性。至于说到职业操守、底线把关则是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是另一码事了。
如果阅读和研究了文本，依然作各种不接近、不切实的批评，不是态度或作风问题，而是“不曾解得其中味”。不解其味，是缺乏审美力、理解力和判断力的表现。审美力，需要经验和直觉。直觉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依靠经验培养。建立在审美力和理解力基础上，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和专业背景下研究，对具体文本就能作出合乎逻辑的判断。合乎逻辑的判断是理性的判断，最终会得到认同和支持。
理解力的提升则需要各种知识储备，包括哲学观和方法论储备。这一点很重要。在综合性高等院校，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文科教学起初与中文教学齐头并进，但近20年来，受到“实用论”和“就业至上”的影响，许多学校大幅度压缩历史和哲学的本科招生比率，甚至砍掉相关院系课程设置。“哲学是我的职业，历史是我的训练，文学是我的娱乐”，胡适这句话虽有偏颇，但不无启发。在传统文化浸染后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民国通才教育，有可圈点之处。一个学者如果不做哲学和历史知识储备，要想在文学批评领域作出大的成就，在我看来是断断不可能的。
理论准备不足
在关于本体批评的客观准备不足这个层面，除从业者的经验准备不足之外，还有理论准备不足，这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
理论准备是批评主体的方法和武器，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近年来特别突出，也是文学本体批评弱化的深层原因。理论准备不足也有两个原因，一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一是理论创新不够。
理论创新不够，是大家的普遍苦恼。文艺理论的创新肯定不是在沙滩上建城堡，它要面对共时性的现实实践，还要面对历时性的经典传统。理论创新可遇不可求，需要积累和等待。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但是，一旦理论有创新或突破，批评实践就会获得质的改观。
相对好解决的是第一个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本体论的要素是语言、结构和风格，关于这三者，中外文论中都有丰厚的理论阐述，特别是中国古典文论，从《文心雕龙》《诗品》到《人间词话》，基本上都是在艺术本体范畴开花散叶。西方文论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也好，现代派也好，“格物致知”“技术化”是它们共同的强项。以语言学为例，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为现代语言学奠基的同时，也开创了结构主义的先河，其他如小说叙事学、诗歌形态学等就更不用说了。既然受过严格的规范的理论训练，批评主体为什么在批评实践中将理论武器挂靴？对于经典理论的轻视，导致理论与评论两张皮，理论不能介入本体批评现场，最终导致本体批评的弱化。加强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的联系，可能是回归文本、强化本体批评的有效路径之一。
就此打住。既然谈到强化本体批评，还是不再夸夸其谈，作一次直接文本的批评实践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