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大学毕业后两年，我回到母校中国美术学院教学，迄今已近四十年。我经历了这所名校改革开放初年的风风雨雨，投身于学院变革的燃情岁月，亲身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留学欧洲和九十年代艺术教育的中国实况的双重体察，从教学新兵成长为学院建设和发展的领军者，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二十年。
置身这样一所名校，我始终感到仿佛置身于一种悠长的历史谱系之中，浸润在她的独特精神脉络里。这其中，真正影响着我、塑造着我、鞭策着我投身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向世界发出艺术教育“中国声音”的，正是一种深埋在学院根基里的“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精神力量。
一条道路
作为77级、78级一代人，我们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共同成长。我们生命的节拍正踏在时代的节点上，备受滋养，也饱尝磨洗。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先后经历土插队、洋插队的人不多，我是这不多中的一员。放眼世界，俯首脚下，我倍感落后落伍的乡愁，又从这乡愁中酿生变革的激情。
溯往抚今，我常觉自己是从治校史而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的学院、从认识国美先贤而缓慢地认知教育变革的当代意涵的。1999年夏，学院开始筹备林风眠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其时，我担任主管学院研创工作的副院长，承担纪念活动的主要策划工作。林风眠先生是学院的前身国立艺术院于1928年建立时的创建者和首任院长。当时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筹备活动的学术研究让我补了这一课。
这历史的一课，让我了解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对江南、对学院的催生与滋养，了解了蔡元培先生数次旅欧考察、树立美育思想、亲自擘画中国第一所综合性国立艺术院的重要背景，更让我了解到：当年国立艺术院的建立，是以林风眠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有为青年追随蔡元培先生的民族美育的理想，以艺术的方式来回应启蒙图强、振兴民族的命题的时代之举，是当时中国美术界最富有激情理想的一批有志者融入新文化运动的共襄之举。
这实际上是一条路，一条独特的育人图存的艺术之路。对林风眠的研究让我们认识到这条路所具有的两个重要内涵。其一，中国美院的根脉中所蕴涵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底色。民族振兴的使命理想，敢为人先的实验激情，艺理兼通的哲思胸怀，湖山人文的诗性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素质，点亮了湖畔的火把，树立起“整理中国艺术，介绍西方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现代艺术”的学术旗帜，跬积而为中国现代高等艺术教育的高起点。其二，林风眠一生所涵蓄着的诗性精神。这种诗性精神代表了绘画的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深刻关联，滥觞于那一代激情先师的风雨人生，浸润着一代代国美人的心胸，成为我们难能可贵的精神特质。
走在这条艺术之路上，我深受国美先贤的影响，逐渐被兼收并蓄、传统出新等思想浸染，了解到不同文化传统的艺术应相互借鉴、多元互动。艺术种类没有优劣之分，只要深刻反映了时代生活和时代精神，它就有其独有的、无可替代的价值。
一种思想
新世纪之初，我接过学院院长的接力棒时，学院正面临跨越式发展的历史契机。我最需要思考的，就是学院建设发展的整体方向的问题。面对新世纪，我们这一代人应担负怎样的艺术建设使命？循着先辈们的艺术之路，学院应坚持怎样的学术思想，以艺术的振兴推动民族的振兴？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我们关于艺术与文化的思考都同时面临着“本土”和“西方”这两种语境、两种历史的文化脉络。我们如同现代性这条河流中的摆渡者，一切概念和问题都源自这话语的两岸，我们在这两岸之间往来顾盼，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跨文化语境。学院的建设历史可以被视为这种跨文化境域中的珍贵而独特的历史经验。
该如何看待处理“本土”与“西方”的关系？那段时间，我研读了蔡元培先生、林风眠先生的众多著述。我发现，当年的先驱们特别重视艺术理论的讨论和构建，这个当时中国艺术中绝无仅有的“理论热”，使得他们在“本土”与“西方”的语境中，建构起一种独特的思想结构。我称之为“多元互动，和而不同”的思想结构。
在这种思想结构中，他们一方面始终存持宽广的知识视野，广泛吸收借鉴全球境域中的文化资源和创新品质；另一方面，他们又总是能在根源处，回返经典，回返原乡，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进行艺术创造。“试观历史，凡是一种民族学术之革新，必根据两条源流：一为纵的，一为横的。纵的是向本国历史过去之陈述中索取，横的是向外国吸收新鲜的思想”——林风眠推行东方艺术之路最重要的合作者、艺术院首任教务长林文铮写于1928年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深切注意。
由于自身从上山下乡到留学西方的经历，我对先驱们的思想有着极强的共鸣。所以，我当时就提出一些主张，就是要破解“本土”与“西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从“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的共生互动，传统的艺术样式和新的技术文化的共生互动，严肃的人文关怀与都市娱乐潮流的共生互动”这三个方面来实现“多元互动”。“和而不同”，则是强调彼此和谐共处，而又保持各自的特色，如五味之调和、取音之高低、群山之错落。
在这个理念的带动下，我和我们这一代人共同为美院的发展奋斗了20个年头。象山校区的建造就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写照。校园建设初期，我们曾考虑是建一个功能饱满的一般化的现代化校园，还是建一个有本土情怀的山水校园。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让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建筑的风格问题，而且是关系学院建设发展的整体方向问题。最终，我们明确地提出沿象山山体环绕式群落建造的思路，以山水远望的方式建造象山校园，让“和而不同”的生命诗性活在校园的望境里。
这期间，我们推动上海双年展和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围绕“学者型艺术家”的培养目标，率先进行绘画实践类理论研究的博士培养；成立首个全国性跨学科艺术教育研究机构——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提出视觉中国和视觉艺术东方学的建构，探索构建中国艺术教育自主体系，美术学成功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相关团队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所有这些实践都是在国际视野与本土关怀双轮驱动的精神性和实践性的建构之下，创造性地转化成了中国美术的思想力量，向世界发出了代表东方艺术教育的“中国声音”。
一个命题
世纪相交，中国艺术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又经历着充斥悖论的文化境遇。如何在当时充满歧见的环境中，在文化交往中中国文化时有“失声”甚至被误读、被丑化、被矮化之时，树立独立而稳健的文化上的自我诠释的能力，这是在新世纪保持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关键。国美历史上一代代的建设者，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努力的核心正是这一重大命题。
在追问这一重大命题之时，我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思考。2005年出版两本文化思考专著《一米的守望》和《视觉那城》，200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境遇与责任》，集中回应了怎样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图景中建立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时代新艺术，而非一个由“他者”即西方来评判的文化标本。
2003年，学院成立展示文化研究中心，策划实施“地之缘：亚洲当代艺术的迁徙与地缘政治”大型亚洲学术考察计划，旨在跳出欧美视野，展示和审视亚洲各区域当代艺术的多元状况，寻求亚洲艺术自身的亲和性与创造力，重新构造非西方式的亚洲文化共同体的自我表述机能。从2002年秋季开始，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院内外30余位策展人、学者、艺术家、设计师共同参与，“地之缘”考察团对亚洲6个代表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实地考察。当我们在马拉马拉海峡的欧亚两岸彼此回望，当我们站在特洛伊古迹山头上四野远眺，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亚洲历史悠久而独特的人文刻度。汤汤古迹，苍苍大地，我们特别感受到一种自立自信的豪情。
何为自信？人言为信。自信者，信然己言己行。几十年来，所为颇多，但留下最深印记和教益的，正是这种自信——文化的自信，就是对自我民族文化语言的忠诚与信念。这种信念和情感根植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根植于我们的身体记忆和血脉里。我有幸参加了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和2016年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呼唤文化自信，重申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振臂高呼的“自信书”，让我们的文化信念更加坚定。归根结底，向西方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还原自己，我们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
这一点，作为一名创作者我深有体会。我二十年磨一葵，画大葵、小葵、硕葵、残葵，画春葵、夏葵、秋葵、雪葵，对于我而言，画葵就是画人，画向阳花开的一代人。葵的热情、向往、燃烧、炽烈，饱含着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力量。这葵经磨历劫，蜕变重生，代表一代人的磨砺与坚韧，凝成国人精神的时代写照。我通过画葵、锻葵，找到了发自于内心的创造力量，完成了一次艺术语言的自我构造、自我升华。
艺理兼通、存疑求真，是国美源远流长、充满自信的重要思想特点。国美传统的重读书、重思考的学者倾向，沉思与追问、思想与绘画的“双语”品质在世纪之交，转化成了一种独特的学术激情，一种美术学术的思想的建构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影响下，美院几十年来产生了一批批学术成果，彰显了中国艺术思考的高度，成为浙江重要的文化现象，受到国内外美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文化营养，不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向历史学、向先师学、向实践学，让传统的精神脉络活在自己的思想人生中，活在学院建设和发展的每一道步履中，以思想的转化激发学院的力量，让艺术的种子焕发时代精神的光华，用艺术的创造更好地担负起文化振兴和民族复兴的重任，不负我们生活的伟大时代——这是我几十年来最深的感悟，也是我心中最大的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