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本综合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剧本集。在这个剧本集中，有悲剧，有喜剧；有激越的，有低沉的。古代社会穷兵黩武的征战带来了很多千古流传的悲壮的故事，史记与人物传记中的悲剧成为历史的镜鉴，成为打动人、教育人的一种特别的教材。所以，在历史剧本集中，悲剧有时远比喜剧更有分量，而且成为这一历史剧本集中的重要方面。
在民主社会建立过程中，同样伴随着战争，同样伴随着革命的牺牲。虽然那时的悲剧与古代的悲剧不同，可是，苦难和牺牲却是相同的。毫无疑问，在艺术表现历史的作品中，悲剧的力量是其他喜剧形式所难以替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既有无数表现人民疾苦的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将士浴血奋战的作品，它们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艺术所特有的社会功用。而两者的相互辉映则构成“抗日”这个时代主题中的两个重要方面。然而，人们却深深记住了蒋兆和的《流民图》，因为通过它可以看到抗战中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可以看到背后是全民抗战的努力与牺牲。而到了新的社会和新的历史时期，当美术家在表现历史的时候，尽管在以歌颂为主体的图绘革命历史的潮流中，产生了众多表现不同革命历史过程以及革命胜利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但是，也有像罗工柳的《前仆后继》、全山石的《英勇不屈》这样悲剧性的作品，应该说，它们和那些歌颂胜利的作品共同构成了共产党革命历史的全部，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或缺的。
悲剧性的作品在和平年代依然有着打动人的特别的力量。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前仆后继》与《英勇不屈》，是新中国历史上很少有的表现革命挫折的作品，其悲壮和胜利欢歌一样，具有同样的歌颂的意义，只不过所打动人心的是余音绕梁的悲壮与震撼，其特殊性正在于它们的悲剧的特质。它们表现革命挫折中共产党人的英勇不屈和前赴后继，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至今都让我们震撼。可是，它们曾受到批判，认为不应该表现革命的挫折。其实，挫折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成功之母，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份重要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因此，从《流民图》表现普通人民的悲惨，到《前仆后继》《英勇不屈》表现革命先烈的悲壮，它们在20世纪美术创作中都表现出了特别的力量和意义。
毫无疑问，进入到21世纪，在一片祥和的社会氛围之中，国家和人民依然会遇到悲惨的灾难。而与之相应的美术创作，除了表现成功和胜利之外，还应该铭记那种切肤之痛，而这正反映了所有成功与胜利的意义。而在美术作品的创作中，除了歌颂那些英雄作为和英雄之外，很多人却忽略了应该要关心的那些受到灾难侵害的部分。
而如今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无数的美术家包括无数的美术爱好者，以一腔热情去表现自己的感动，一时间创作了无数的与之关联的作品。就艺术来说，毋庸讳言，这是一个良莠不齐的状态，给当代美术创作如何面对重大社会事件提出了现实的拷问。我们应该如何用艺术来表现重大社会事件，美术创作如何来表现此次疫情？当然，我们应该表现那影响到整个事件的一些特殊的人物，比如钟南山，他的一句告诫让整个事件发生转折，但是，如果我们的创作都是以表现他来铭记这一事件的话，那显然是不够的，是很不够的。
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美术创作尽管形形色色，可赞美的方式几乎都是相同的。有没有更好的构思与构图？有没有更完美的人物形象塑造？有没有更多样化的表现方法？有没有更打动人的形式来表现这次疫情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影响到普通人的若干。我们能不能表现困苦？表现无奈？能不能去表现与病魔的抗争？能不能表现在这特殊时期中的人民生活面临的种种困难？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正面地表现伟大的决策和周密的部署，表现激情的投入，表现八方的支援，表现战“疫”的可歌可泣，如此等等都是应该的，都是重要的，但是这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有流传后世的能够反映历史的深刻并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我们希望这些作品能够反映社会事件中的本质问题，而不仅仅是喜剧式的赞美。人们通常希望一个悲剧事件能够得到相应的妥帖的表现，像历史上的很多优秀作品那样，用语言的力量让艺术传之久远，成为这个历史中最精彩的记录。因此，不管是赞美还是歌颂，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当下社会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人民的关注，都应该以人文的精神来表现社会的关切。依然要回到艺术的本体中，依然要用艺术本体中的多样性以及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单一的。
如果我们的美术创作把一个非常复杂的重大社会事件变成了一种单一性的艺术表现，那么，就不能揭示这一重大社会事件的本质问题，以及它对于人民对于国家的重大影响，而这一影响不仅是在一个过程中的特殊性，也不仅是在这一过程中的医护人员忘我的努力以及无数志愿者的积极作为。这之中既有他们的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又有为了生命所付出的种种，以及在这个事件过程以及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有人们所能看到的医者仁心、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人民所付出的忍耐以及配合国家所做出的牺牲。这需要美术家在一个宏大的社会叙事背景下，用艺术的形象来反映这一重大社会事件中的复杂性和众多的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符号以及一些人员的简单组合，更不是以照片为蓝本的那种以画照片为主流的创作方式。我们的美术创作应该有更好的构思立意，应该有像作家反映社会生活那样对于现实的更深刻的反思。当然不同的艺术有不同的方式，而美术创作如果只是停留在对于照片的描摹这种最简单的表现方式之上的话，就不可能产生精品力作。
今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美术创作所遇到的问题，还连接着17年前SARS期间的美术创作。当时也像今天一样，有着美术界的闻风而动，也有层层发动。很多的美术家画了无数的作品，而相当一部分画家今天依然用同样的方式在画17年后的这场重大社会事件的画。回首一下，17年前的那批创作中，还有几幅作品存留在美术史上，成为我们今天的记忆所在？可能也就是中国美术馆中收藏的那几件屈指可数的作品而已。如果我们今天依然是重复17年前的创作方式以及创作行为的话，那今天创作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应该回归到艺术本体上来面对如今重大的社会事件，用本体的力量来揭示对重大社会事件的反思。而歌颂也不是那种浅白的，千篇一律的，而应该有一种思想深度。艺术需要真善美，不需要太多的装饰，我们希望艺术能回归到本体上来反映人民所需要的美的内容以及真和善的本质，而让这一时期的美术创作能够传之久远。